流,废除土司,改由汉人流官治理,一方面这样是为了自己。自己以播州资源为诱引,发行了几百万两的平播债券,不改土归流,播州资源难以掌握自己手中,各地商民畏惧进入播州该地,自己发行的债券便有成为废纸之嫌。
二则黄来福认为土司这样顽固封闭落后,有如一个国中之国般的制度是跟不上时代发展潮流的。
土司制度,肇始于唐朝,在明时被广泛使用,主要是出于害怕麻烦,所以让各地土人自治,但是历史无情地证明,这个土司制度却是造成各地屡屡发生动乱的重要原因。
依明时的土司制度,各地土司不需向国家交纳税赋,土司官只需每三年向朝廷纳贡一次,而且区域内一切自主,如同国中之国。如此过于优待,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土司特权思想,越来越骄横跋扈,甚至在境内驱赶残杀汉人,造成国中之国的事实。
这些人特权享受惯了,骨子里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与汉人区不同的政策是理所当然,若是朝廷要求他们如汉人区一样的负担税收与兵役,反而会认为国家对他们不平等待遇,就要造反。
这点在努尔哈赤身上也是表现明显,建州当时如西南土司一样,也是属于羁勒州,境内的夷人不需要如辽东汉人一样的纳税,只需每三年纳贡一次便可。由于建州的这种特权待遇,加上当时辽东镇的汉民税役负担重,汉民纷纷逃往建州,当时辽东便有“走于辽不如奔于胡”的说法,而努尔哈赤羽翼丰满后,便如杨应龙一样的起兵叛乱了。
所以说土司制与羁勒制一样,都是当时的国之大害。其实明人官员也不是没有人明白这一点,不过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,当官的都是信奉多一事,不如少一事的做官原则,境内的土人与胡人习惯以闹事来达成自己的目的,而古时官制也多是境内有人闹事,自己的官帽就不稳,所以在各地官员的姑息养奸下,明知大害,土司制与羁勒制还是成为各地通行的非汉人政策。
这样的结果,也是大明边境叛乱频繁的原因。杨应龙多年来屡屡领兵作乱祸害巴蜀地带,却被当时四川与贵州高级官员屡屡放过,便是害怕事端,姑息养奸的结果。
不过对于黄来福来说,不论是为国为己,自己都不许可土司制在播州一带死灰复燃,改土归流是为必然。他并不介意接下来播州之地会有什么反复,如当地土人再闹事,他不介意用长枪与火铳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安静与守秩序。有可能的话,他还会建议万历帝慢慢在西南与大明各地撤销所有的土司与羁勒州。
……
对于黄来福的改土归流意向,四川巡抚李化龙,贵州巡抚郭子章,湖广巡抚支大可都有些异议,虽说播州之地能改土归流,对于他们也是大功一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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