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司令前来视察、嘉奖,总不会象老蒋那样,只发些纸片子,只是加官晋爵、授勋嘉奖吧?”何贵时冷笑了一下,说道:“在咱们眼里,这些还不如送些机关枪、大炮有用,多发点军饷也好啊!”
孙桐萱苦笑着看了看众人,没有说话,背着手慢慢走远,背影显得很是寂寥。
抗战初期,由于民族意识浓厚,和对敌人的极端憎恨,所以数百万人敌忾同仇之心完全是一致的。大家一致服从中央,全力抗战。如果国民党中央当局此时如能去其一贯的褊狭心理,大公无私,一视同仁,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,则经过八年的抗战,这数百万人有可能熔于一炉,变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,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,无法达成理想。
令人不服的事情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“中央系”和所谓“杂牌”。在武器、弹药、被服、粮饷各方面,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,杂牌军则被克扣。
如中央的对付庞炳勋,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,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;又如川军开到徐州,竭力请求补充,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。这真是“杯水车薪”,何济于事?
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,并肩作战的友军,有的食丰履厚,武器粮良,气焰凌人;有的却面有饥色,器械窳劣。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,又岂可得呢?
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,则更是历数不尽。就以“中央军”而言,上上下下都是具有“通天”本领的“天子门生”。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,将帅不和,上下倾轧,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。
但是犯起法来,大家都是黄埔同学,又官官相卫,蒙蔽最高当局。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,狼狈为奸,尽管何中明罪无可逭,也可逍遥法外。
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,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,也就竭力自救。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,平时克扣粮饷,战时不予补充,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,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,空出的番号,便可以“嫡系”补充了。
所谓杂牌部队,其中也是分等级的。例如广西部队,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,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。
再者,谚语说“朝中有人好做官”,桂系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,嗣兼军训部部长,在外有李宗仁任战区司令长官。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。
至于其他部队,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,虽然也是“杂牌”,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,蒋先生的同乡,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。
最惨的,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了。例如庞炳勋、高树勋、孙殿英一干人了,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、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、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、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,以及川、滇、黔、陕、甘等省的军队。
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。粮饷既缺,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。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,对部队的一言一行,有时甚至无中生有,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。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,目无余子。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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