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国君臣看到了一次转机。
墨家的使者想了想道:“昔年齐攻鲁,鲁侯问政于子墨子退齐之策,子墨子说需得做好三件事。”
“更早些,齐鲁之战,曹刿论战,想必你们也知道战前所问之事?”
郑国君臣自然知道这两件事。
实际上这两件事,说的并不是一回事,但都是根据具体情况所分析的。
曹刿所论,共有三问。
衣食所安,弗敢专也,必以分人。对曰:小惠未遍,民弗从也。公曰:牺牲玉帛,弗敢加也,必以信。对曰:小信未孚,神弗福也。公曰:小大之狱,虽不能察,必以情。对曰:忠之属也,可以一战。战则请从。
墨子所论,亦有三问。
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,下者爱利百姓,厚为皮币,卑辞令,亟遍礼四邻诸侯,驱国而以事齐,患可救也。非此,顾无可为者。
曹刿和墨子面对的都是鲁国,也面对的都是齐鲁之战,但两者说的三论的时代背景不同。
曹刿之时,尚未春秋,国野有别,车战为主,两军交战,只要国人肯战,那么未必就不能以少胜多,而且当时齐鲁之间的差距不是太大,长勺之战齐国大败。
墨子之时,春秋已末,再无国野,动辄数万围城。
墨子很清楚不管是上遵鬼神还是下利百姓,那都已经来不及,所以给出的建议就是通过外交手段,利用各国的矛盾,迫使齐国退兵。
最终曹刿打赢了长勺之战,墨子也发动弟子游说各国使得齐国退兵,都取得了想要的结果。
如今郑国的事,也需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。
但墨家使者早有说辞,问道:“子墨子所言,上者尊天事鬼,下者爱利百姓,实则是一回事。”
“天帝生人,故而希望人民安康富足,民为神主,民之所欲天必从之,故而尊天事鬼表现在治国上,就是爱利百姓。”
“却不知郑国上下,百姓可曾得利?可曾得爱?若得利得爱,则可战。昔年泗上不过有沛邑,百里之地,民得爱利,可破魏楚,况郑五百里之国?”
一番话,郑国君臣都低头不语。
墨家一直在谈利民爱民,那么怎么才算是利民爱民?
郑国不管是公族、七穆、还是驷子阳余党,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?还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力,财富?
好在郑公乙道:“寡人非是没有爱民利民之心,只是韩国围困郑地,自三十年前无日不战。欲战,则要有钱粮军赋,民众必然受苦。”
“可若不战,那么又会助长各大国不义之心,使得大并小、强吞弱行于天下,这是让天下更加苦痛的做法啊。寡人怎么可以助长这些不义野心的滋长呢?”
“况且昔年子阳执政,多有变革之心,墨家也多赞赏,然而强敌环伺,如何敢变?”
这话虽然是场面话,却也不是没有道理。
要变法,就必然触动贵族的利益,七穆之争,哪怕驷子阳一党联合公族击败其余六穆,自己吃肉百姓喝汤,那也可以使得民众有效死之心。
然而结局却是驷子阳被杀、郑国内乱,七穆叛逃,去魏韩那边做大夫去了。
针对这样的场面话,墨家使者没有用宣义部一贯的口吻先批判一番,而是说道:“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说辞。”
“既是上遵鬼神下利百姓此时皆来不及,又要保护郑国社稷使得韩宗为私利而开战的野心不能够得逞,这就只能考虑外交之事。所谓厚为皮币,卑辞令,亟遍礼四邻诸侯,便是此意。”
“但是,韩国负黍、阳翟皆近郑都,在外交事成之前,郑国需得做到一点,最起码要有保卫都城的能力,至少要能做到韩军围困都城半年不能攻下的准备,他国方能支援。若不然,数日城破,纵然外交各国,又如何来得及?”
“是故这件事本身,还是郑国内部的事,内部的事不能够解决,外部有再多的支持也不能够奏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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