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的词典里根本没有“环保”一词。我自己的头脑里也没有。只不过所见之滥伐现象,使我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罢了。
而这一篇仅三千字的短篇小说,却引起了复旦大学招生老师的共鸣,于是他要见一见名叫梁晓声的知识青年。于是他乘了十二个小时的列车从佳木斯到哈尔滨,再转乘八九个小时的列车从哈尔滨到北安,那是那一条铁路的终端,往前已无铁路了,改乘十来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黑河,第二天上午从黑河到了我所在的团。如此这般的路途最快也需要三天。
而第四天的上午,知识青年梁晓声正在连队抬大木,团部通知他,招待所里有位客人想见他。
当我听说对方是复旦大学的老师,内心一点儿也没有惊喜的非分之想。认为那只不过是招生工作中的一个过场,按今天的说法是作秀。而且,说来惭愧,当年的我这一名哈尔滨知青,竟没听说过复旦这一所著名的大学。一名北方青年,当年对南方有一所什么样的大学,一向不会发生兴趣的。但有人和我谈文学,我很高兴。
我们竟谈了近一个半小时。
我对于“**”中的“文艺”现象“大放厥词”,倍觉宣泄。
他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本当年的“革命文学”的“样板书”《牛田洋》,问我看过没有,有什么读后感。
我竟说:“那样的书翻一分钟就应该放下,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学作品!”
而那一本书中,整页整页地用黑体字印了几十段“最高指示”。
如果他头脑中有着当年流行的“左”,则我后来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的一名学子。倘他行前再向团里留下对我的坏印象,比如“梁晓声这一名知青的思想大有问题”,那么我其后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。
我记得清清楚楚,我们分手时,他说的是“你跟我说过的那些话,不要再跟别人说了,那将会对你不利”。这是关爱。在当年,也是保护性的。后来我知道,他确实去见了团里的领导,当面表达了这么一种态度——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,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。没有这一位老师的认真,当年我根本不可能成为复旦学子。我入学几年后,就因为转氨酶超标,被隔离在卫生所的二楼。他曾站在卫生所平台下仰视着我,安慰了我半个多小时。三个月后我转到虹桥医院,他又到卫生所去送我……至今想来,点点滴滴,倍觉温馨。进而想到——从前的大学生(他似乎是一九六二年留校的)与现在的大学生是那么不同。虽然我已不认得他是哪一个系哪一个专业的老师了,但却肯定地知道他非是中文系的老师。而当年在我们一团的招待所里,他这一位并非中文系的老师,和我谈到了古今中外那么多作家和作品。这是耐人寻味的。
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。人皆一命,是谓生日。但有人是幸运的,能获二次诞辰。大学者,脱胎换骨之界也。“母校”说法,其意深焉。复旦乃百年名校,高深学府;所育桃李,遍美人间。是复旦当年认认真真地给予了我一种人生的幸运。她所派出的那一位招生老师身上所体现出的认真,我认为,当是复旦之传统精神的一方面吧!我感激,亦心向复旦之精神也。故我这一篇粗陋的回忆文字的题目是《复旦与我》,而不是反过来,更非下笔轻妄。我很想在复旦百年校庆之典,见到一九七四年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生的那一位老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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